郭汝愚
郭汝愚
郭汝愚,字智光,号芝瑜、蜀山。1941年出生于成都,1961年毕业于成都美术学校。现为四川省诗书画院专业画师,前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并任东方绘画艺术院院长、四川省花鸟画会副会长、...[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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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代之兴 郭汝愚工笔画的精神指向


  每当我在书斋展卷并沉潜于前人的文章与艺事之际,常会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因为在历史文化之中去感受这些经典,“时间”的意义好象会淡而无味。那些在遥远的过去拥有极大势力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意识,一般来说,至今还能让我们感到振撼,因为,人类道德本性上是一致的,无论是三百首的风雅,汉赋的雄强,晋字的风骨,宋画的理趣,都无疑是人对自身的“反求诸己”的一种“诚于中,形于外”的表达。而前人对自身生命的解读与展示,竟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呈现出来,以至于这些经典的人文与艺术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日益重要,“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我们从未忘记。


郭汝愚


  而今天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对象是我敬重的郭汝愚先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而最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其作品来透视这位画家具有的品操,这相对于成篇的吹嘘之词也是更有益处的,那么下面就直接进入郭汝愚先生的绘画世界吧!


  自《诗三百》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人世间的往来、今昔、雨雪,竟把生命中的无常与无奈写得这样的美,以至于后来者往往会借雨雪而付思虑。


  画家常有诗人意,更难与雨雪这种极为平常的自然现象脱开关系,甚至在中国画中,还专门有雪景这一题材,最初的雪景是在山水画中表现的,那种“落尽琼花天不惜,封他梅蕊玉无香。”的喜神景色,让人在寒意之间,又能够感受一股“乾坤清气”,后世的花鸟画家们,亦大多沿习了以雪为景的手法,然而却失掉了那份“喜”的审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枯寂之美。


郭汝愚《山茶雪禽》


  郭汝愚先生这幅《山茶雪禽》把那虬怪的老枝安排得画面的偏上,使得画的重心有向上抬升的感觉,这样一来从构图上就将整个画面的调子定在了“清阳之气,郁郁而升”的氛围之中,一洗雪景花鸟那种死气沉沉之感,那些向下穿梭繁复的枝条,又将画面的下部分充实起来,本來按常理向下的枝条,总是有一些低沉的气氛,然而这幅画中,作者反用其道,使得反而有生机欲发之感,这种以“枯”写“荣”的手法好比武林高手的移宫换穴一般,这大概与作者的学识与品操直接相关,他远离了繁花似锦的艺术中心,偏居于西蜀,这样自然更多的带有几分君子藏器,含璋内映的淡然。


  树枝上,赋了一层浓厚而不失清润的粉,在历代经典的工笔雪景中,粉的使用总是薄薄的一层,生怕厚粉伤了画作的灵动,因为粉在中国画中,是极难使用的一种色彩,过之则腻,失之则薄,而这幅作品无论是干、叶、花上的粉总是厚实而绵软的,但却没有那一种雍肿,这里面的秘诀全在作者用笔上,当代的工笔画,有走向工艺化的倾向,画面甜美,却是一味制作而成,失却了中国画应有的态度与精神,当细读之时,除了腻美之外,没有任何的精神指向,而真正的工笔画,它必须是反映人在天地间的风貌的,枯荷,瘦梅,残云,破叶,这些无所不在的自然,与人类世界的生老病死一样,是不可回避的,正如古人说,“画山水不可无枯树,虽盛夏亦然,否则气不疏通。”而人的生命中的枯枝,和自然界的枯枝、枯树一样,能够培养我们的心境,让人的品格更为坚韧与不曲,这也是雪景应有的一种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是当代工笔诸家们靠制作所不能达到的,它的外在必须以用笔的写意性来作到,因为”意者,志也”是作者的道德与文章外达出的笔花墨雨,是天地的清神。


  在雪景中的禽,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寒禽”,因为自宋画以画,所有的寒禽都是扮演,冰天雪地中一个沉寂的生命,可能它待时以发,然而无不是做拳缩状,没有词人说的“万类霜天竞自由”那种生机。而此帧画面上的两只山禽,皆左顾有所视之态,一回首一俯看,从肢体上的那种灵动,表达的是其内心的从容与生机,本属于春天的“鸢飞鱼乐”在一片冰雪天地中呈现,这或许是最能体现那种在时代仅有的缝隙中还能保持一种士人情怀郭汝愚先生的自我表达吧。


  最后则是我们看到在满纸飞雪之间,还有数朵色夺丹砂的茶花,热烈而静寂的绽放着,雪的动,花的静,雪的冷,花的艳,这种相反相成的美的对比,好象又把我们带进了《道德经》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玄境之中。这种中国画所具有的哲学性以美的表达方式呈现给了我们的视觉,并唤起内心的觉悟。这应当是对一些当代艺术重视觉而轻心灵,重特征表达而轻人文取向的最好的一面镜子,郭汝愚先生这面镜能够让我们去明得失,正人心吗?希望如王右军说的“后之揽之,必将有感于斯文。”那郭汝愚先生作品的意义或许能让大家更多的“切问近思”的去内观自己的状态,而不仅仅是那个热腾腾而又冷冰冰的拍卖数字。


  郭汝愚先生工笔花鸟对物态做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把握,同时又具有博大壮阔、气度恢宏,达到了《中庸》讲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品质。以勾勒赋色看,他的作品既得其造型严谨、赋色秾艳之长,又无明清院体画家勾勒谨细、赋色绮靡的“匠气”;从笔情墨趣而言,因其是从水墨画的笔法胎息而来,取其意到,故无后世文人画家为笔墨而笔墨的学究气或一味追求自己我的特征,殊乏蕴藉含蓄之美而沦为枯禅。更为难得的是他的绘画中保存上中国画应有的精神指向,以一种“优美”的表达,向世人倾诉着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与良知。


文:邱路琰

辛卯中秋后二日于敬一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