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2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

2798

十五世纪

高41cm

15000000 - 18000000

21275000

说明：释迦牟尼全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座上，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于右踵上，为释迦降魔成道像。手指轻触台座，力道均衡；肉髻高耸，宝珠顶严；额际宽广，下颌低收；弯眉圆目，眼露微笑，双眼俯视，表情内省；颈部短粗，胸肌挺括，身着贴体，僧衣衣纹流畅，褶皱突起，将衣服垂手之感表现出，为造像增添更多威严大气。双层莲花台，花瓣宽大饱满，花瓣尖凸起，增加立体感，尾部饰卷草纹，纹饰考究，细节精彩。这尊释迦牟尼像右手下垂持触地印，并维持在禅定冥想的坐姿之中。此像的图像源自于佛陀的心灵传记，明在佛陀证悟真理之前战胜魔罗（maravijaya）的重要事迹。那时，佛陀立下誓约将保持禅定冥想的姿态，直到透悟真理实相为止。但他遇到了魔罗，那是一位试图让佛陀分心，阻碍佛陀证悟世间实相的恶魔。对于一切试图破坏佛陀追及理想的种种诱惑，无论是喜或是厌恶的干扰，佛陀均不为所动。依据传统记载，魔罗展开最后的攻，试图动佛陀慈悲的菩萨胸怀。对佛陀追寻心灵觉醒的理想与离轮回获得最后的解、魔罗提出了质疑。在精神毅力的支持下，释迦牟尼想起自己在多次以动物与人类身形的转世过程中，曾以无量的慈悲愿力帮助一切的有情众生。于此觉悟的关键时刻，释迦牟尼理解并坦然面对命运。为了回应魔罗的质疑，禅定坐姿的释迦牟尼移动膝上的右手，触碰大地，并“请大地为证”，以此坚定不移的动作使得魔罗，魔军与女色诱惑溃散败逃，留下释迦牟尼独自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vajrasana）体验伟大的觉悟。这个场景是发生在印度东部的菩提迦耶，据该地拥有奇特的力量，加快促成了佛陀的觉悟。明中早期佛像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奉藏传佛教为宫廷信仰之元代，在HeatherStoddardKarmay著作《EarlySino-TibetanArt》（Warminster，1975年），一件十四世纪早期杭州寺庙的木刻版画，提供了汉传佛教艺术全新风格的证据。在些版刻中诸尊温柔微笑的面容，饱满圆润的躯体，多层次宝座反映了当时纽瓦尔的（Newar）艺术风格。这类风格深受西藏地区的喜爱，而且是透由西藏才让当地著名工匠阿尼哥（Aniko，1244-1306年）将此风格引入中国。在永宣时期的雕塑家，几乎都使用类似图像做为蓝本。此外，以阴刻线条的表现手法缀佛袍的衣缘处，这个细部的刻划方式并未表现在其他部位。除了这些许差异之外，此件藏品依旧拥有典型永宣鎏金铜佛的特征。试论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以北京匡时春拍的两尊金铜佛像为例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试论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以北京匡时春拍的两尊金铜佛像为例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今年春季拍卖，佛教艺术品无疑是最令人关注和期待的拍卖亮点，各大小拍卖公司各显神通，纷纷推出稀有精致造像拍品，以迎合市场需求。作为较早涉足佛教艺术品的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自然不甘落后，今年又恰逢该公司成立十周年，也推出了数量和品质上都极为可观的佛教艺术类拍品。其中，有两尊15世纪的铜镀金造像特别值得关注，一尊是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另一尊是铜镀金无量寿佛像。这两尊造像时代与风格完全一致，造型完美，法相庄严，工艺精致，风格典雅，具有明代宫廷造像的典型特点，只是缺乏宫廷造像所具备的标记性刻款。有趣的是，类似风格的金铜造像并不止此两例，在国内外艺术品市场及博物馆也屡见不鲜。一直以来，学术界和佛像收藏界对此类造像的风格和产地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笔者曾于2008年于《藏族文物》上发表专论，认为它们属于明代宫廷造像，是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但因传播不畅，文章及观点不为多数人所知。现借北京匡时拍卖之机，以此两尊造像为例，旧调重谈，并重新梳理订正，以求教于学界与业界同仁。一我们先看两尊佛像的基本特征。释迦牟尼佛像，通高41厘米。头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隆，髻顶安宝珠，大耳垂肩。面形圆润，眉眼细长，双目低垂，相容庄严，神态安详。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衣纹流畅，质感较强，特别是腿部衣纹呈对称状密集分布，生动表现出僧裙向内收起的自然状态，优美自然，衣缘上刻有精美的缠枝莲纹饰。结跏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横置脐下结定印，右手下垂结触地印，表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降魔成道的姿势。莲花座为双层束腰式，造型规范，上下边缘各饰一周联珠纹；莲瓣饱满有力，周匝环绕，其头部饰有立体感较强的卷草纹。莲座下装藏保存完好，底部有铜板严实密封，封底板中央刻有精美的羯磨杵图案，使其继续保有宗教灵性和加持法力。用合金铜铸造，铜质细密，色泽明亮，表面镀金，绚烂悦目。整体造型端庄，结构匀称，工艺精细，形象庄严，堪称一尊完美的佛教造像精品。（图1-1、图1-2、图1-3）无量寿佛像，通高52厘米，也由合金铜铸造，通体镀金，表面光灿亮丽。佛像头戴花冠，正面中央花瓣呈月牙形状，为明代宫廷造像常见的花冠样式；头顶束高发髻，髻顶安摩尼宝珠，余发结成两条发辫分垂于左右两肩；两耳侧各有一条缯带呈U字形向上翻卷，耳下各垂圆环。面形宽大，两颊隆满，眉如弯月，眉间饰白毫，双目低垂，隆准阔嘴，显现不同凡俗的庄严与寂静。躯体浑厚，身姿挺拔，两肩圆满丰腴，身躯及四肢肌肉圆实柔软。上身胸前挂项圈和长链，项圈下又缀U字形联珠式璎珞；下身着长裙，衣纹密集于小腿部，呈对称状自然分布，流畅优美；腰间束腰，腰带下亦缀有U字形联珠式璎珞；身披大帔帛，帔帛绕过手腕后垂于身体两侧，帔搭形式与明代宫廷造像完全一致；手臂、手腕和足部饰有钏镯，形制繁复别致，非同一般。跏跌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双手相叠于脐下结定印。莲座为半月形束腰式，造型周正，做工讲究。莲座上下边缘装饰联珠纹，前后满施莲花瓣，莲瓣宽肥饱满，上下对称排列，头部饰有卷草纹。莲座下亦有完好装藏，封底板中央所刻羯磨杵图案精美无比。此像造型完美大方，雕工精致细腻，装饰繁缛别致，法相庄严殊妙，加之体量硕大，品相一流，堪称一件品质上乘的古代佛教雕塑珍品。（图2-1、图2-2、图2-3）看到这两尊造像，我们立刻会想到明代宫廷造像，因为它们与明代宫廷造像的风格太过一致了。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明代宫廷造像。明代宫廷造像主要指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又称“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由宫廷专设的造像机构—御用监“佛作”具体承办，明人刘若愚《酌中志》中有御用监造办佛像的明确记载（1）。宫廷造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众封多建”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其风格是在藏传佛像艺术基础上大量融入中原艺术元素，实现了汉藏艺术的完美融合，因此学术界又习惯将其归类为汉藏风格。其突出特征表现为：造像面部宽平，具明显汉人形象特征；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大方；四肢粗壮，肌肉饱满，细部刻画精细入微；衣纹采取中原表现手法，流畅优美；装饰上亦吸收中原传统样式，特别是菩萨装造像胸前及腰部的U字形联珠式璎珞，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审美情趣；莲座上刻有纪年铭款—“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从左至右刻写，顺应了藏文读写习惯；莲座部位有装藏，封底盖中央刻画十字金刚杵，固定封底方法为剁口法；用合金铜（俗称黄铜）铸造，铜质细密莹润，镀金纯厚亮丽。通体观之，可谓造型完美，形象庄严，材质优良，雕工细腻，雍容华贵，流光溢彩，具有宗教、历史、艺术和科学多方面重要价值。（图3-1、图3-2、图3-3、图3-4、图4-1、图4-2、图4-3、图4-4）明代宫廷造像现存实物甚多，我们将这两尊造像与明代宫廷造像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它们无论整体还是局部与明代宫廷造像几乎完全一样。特别是其端庄规范的整体造型、宽平方正的国字型面部、胸前及腰带下装饰的U字形联珠式璎珞、腿部流畅优美的写实性衣纹、宽大规整的束腰式莲座、莲座上装饰的饱满齐整的莲花瓣，以及合金铜材质等，无不体现出明代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与现知公认的一些明代宫廷造像可谓无二无别。唯有不同的是，这两尊造像没有标志性的刻款—“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体量也比一般明代宫廷造像略大一些。对于熟悉和研究明代宫廷造像者而言，见到这样两尊造像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也不能不产生探究的兴趣。但仅凭一两尊造像很难说明问题，也难以开展相关问题的讨论。二非常难得的是，经过初步调查，我们发现类似这两尊风格和工艺的造像目前国内外还有不少，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莲花手菩萨像（高135厘米）、文殊菩萨像（高约70厘米）,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尊绿度母像（高约50厘米），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高约30厘米）、香港乾坤堂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高32厘米）（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藏的无量寿佛像（高32厘米）（图5-1、图5-2、图5-3）、北京雍和宫密宗殿供奉的大威德金刚像（高约300厘米）等；同时近年来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这类佛像也屡屡现身，如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供养菩萨像（13、3厘米）（3）、2007年北京翰海春拍的龙王菩萨像（高26厘米）（4）、2007年辽宁国际秋拍的无量寿佛像（高42、5厘米）（5）、2014年12月法国ChristopheJoronDerem拍卖的无量寿佛像（高56厘米）（图6-1、图6-2、图6-3）、2015年10月香港保利拍卖的观音菩萨像（高37、8厘米）、2015年6月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的大日如来像（高51、3厘米）（图7）等。这些只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相信还有更多的遗存未被发现和公布。如此多的同类风格造像的存在，显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应当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艺术风气。而这些造像在风格和工艺上与匡时拍卖的两尊造像一样，都体现出明代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其中，天津博物馆和香港乾坤堂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莲花手菩萨像最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现存的明代宫廷造像中可以发现与此题材和造型完全相同的实例，对我们确定这类造像的年代，研究这类造像与明代宫廷造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两尊宝冠释迦牟尼佛像皆头戴花冠，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高隆起，髻顶安宝珠，耳侧垂有缯带，耳下垂圆形耳珰，耳珰下又缀小花瓣。面相宽大方正，脸颊丰圆，双目平直，一副中原人士的面形特征；其低垂的双目和端正的五官又体现了佛陀不同凡俗的庄严和寂静。全身结跏跌端坐，姿势与常见释迦牟尼佛一样，左手平置双膝上，右手结触地印（又称降魔印）。佛身着偏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袈裟覆盖全身，腰部可见露出的裙褶。袈裟做成田字格形式，田格间以联珠线分隔，每个田字格大小一致，其内各缀一朵五瓣莲花。在领口和两腿处露有袈裟衣边，衣边上刻画两道精美的花纹，由里向外依次为卷草纹和麦粒纹。这些装饰纹饰形同浮雕，有极强的立体感，而且繁而不乱，清晰逼真，技艺巧夺天工。佛身袒露部位极富表现力，肌肉饱满，皮肤细滑，特别是高挺的胸部、圆实的肩膀、自然下垂的手臂，既给人以生动柔美的艺术美感，又潜藏着无穷生机与活力。佛座下装藏已失，膛内空空，座的底边留有一些深深的剁口，说明原封藏采取的是剁口法；同时底边可见黄灿灿的黄铜材质，标明此像的材质与明代宫廷造像一致，皆为合金铜。（图8-1、图8-2、图8-3）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尊铜镀金宝冠释迦牟尼佛像，莲座正面有“大明宣德年施”刻款，标明为明宣德朝宫廷制品。上两尊佛像与其相比在造型样式、装饰风格和制作工艺上非常相似，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上两尊佛像花冠有八个花瓣，正面中央花瓣做成月牙形状，而此像正面花冠只有五个独立的花瓣；上两尊佛像耳侧有缯带翻卷，而此像耳侧没有缯带装饰；上两尊佛像面相宽大饱满，双目低垂，神态极其庄严慈祥，而此像面形长圆，双目睁视，神态清新；上两尊佛像肩宽胸挺，躯体浑厚，而此像肩部较窄，躯体偏长。这些差别充分说明，上两尊佛像不仅在造型风格上与故宫宣德款宝冠释迦牟尼佛相似，而且在综合水平上比故宫所藏还要稍胜一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宫宝冠释迦牟尼佛莲座封底上的剁口并不像永乐时期造像那样整齐规范，讲究对称，而是深浅不一，疏密不匀，比对其他宣德款宫廷造像的封底做法，亦概莫如此。这一特点对我们准确认识和判定这两尊造像的工艺水平和年代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图9-1、图9-2、图9-3）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莲花手菩萨像是现知宫廷风格造像中体量较大的一尊，也非常值得注意。菩萨头戴五花冠，顶束高发髻，耳侧缯带上扬，面形宽大饱满，相容庄严和善。身体呈三曲姿势站立，右手下垂结施与印，左手当胸结安慰印并执莲茎，莲花齐肩开放。上身胸前饰繁复的联珠式璎珞，双肩披帔帛，下身着长裙，腰间亦垂联珠式璎珞，手足处有钏镯装饰。衣纹自然写实，如水波般流畅，如丝绸般柔美；装饰华丽无比，显现出雍容华贵的皇家艺术气象。其整体风格及体量与青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永乐款铜镀金莲花手菩萨像（6）极其相似，简直就是青海博物馆莲花手菩萨像的翻板。同时此像亦由合金铜铸造，铸胎厚重，铜质细密，与宫廷造像材质相同。不同之处是，此像身躯略显清瘦一些，不如青海博物馆莲花手菩萨像躯体壮实，造型浑厚大气。（图10、图11）而本文讨论的两尊造像在明代宫廷造像中也能找到对应的实例。其中，释迦牟尼佛像可以看到的实例很多，因为明代宫廷造像中释迦牟尼佛是最为多见的表现题材；基于其风格接近于永乐和宣德时期宫廷造像，与之对应的宫廷造像实例以英国斯比门旧藏的释迦牟尼佛像（图12）最具代表性，两尊造像在面部、躯体、衣纹表现等诸多地方甚相一致。而非常难得的是，另一尊无量寿佛像在明代宫廷造像中也发现了一件对应的实例，为爱尔兰藏家收藏的明宣德款铜镀金无量寿佛像，最早现身于1999年3月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品121号）（图13-1、图13-2、图13-3）。该像整体风格体现了明宣德时期宫廷造像鲜明特点，但多处特征又与常见的宣德宫廷造像有别。它的发髻为圆盔式，源自尼泊尔，流行于元代宫廷造像上；它的胸部和宝带下联珠式璎珞较之明代宫廷造像更为繁复，亦具元代宫廷造像明显遗风；它的钏镯非常别致，为多圈组合的繁复样式，如现今时髦女郎所戴护腕一般，其源头亦可追溯到尼泊尔和印度造像上。这些独特之处带有明显的复古之风，在现知多尊不带刻款的明代宫廷造像上也具有这样的复古特点，它们似乎共同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明宣德时期宫廷造像流行一股复古风气，其复古和追摹的对象主要是元代宫廷造像和尼泊尔艺术元素。匡时推出的这尊造像与之相比，唯发髻不同，其他特征几乎完全一致，亦体现出浓郁的复古之风。通过上面的对比分析，类似风格的这些造像都表现出与明代宫廷造像完全相似的艺术特点，而且有些在工艺上还优于那些带刻款的宫廷造像，它们在艺术风格上无可置疑地可以归为明代宫廷造像的体系。笔者曾把永宣宫廷造像分为三个时期，即永乐前期、永乐后期和宣德时期，三个时期造像的风格特征略有一些区别（7）。根据三期造像不同的风格特点，类似风格的这些造像都明显表现出永乐后期和宣德时期的特点。尤其有些造像在现存的明代刻款宫廷造像中都能找到题材和造型上完全对应的实例，如天津博物馆和香港乾坤堂收藏的两尊宝冠释迦牟尼佛像与故宫博物院宣德款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首都博物馆莲花手菩萨像与青海博物馆永乐款莲花手菩萨像、匡时拍卖的释迦牟尼佛像与斯比门旧藏释迦牟尼佛像、匡时拍卖的无量寿佛像与爱尔兰藏家旧藏明宣德款铜镀金无量寿佛像等，又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同时，这些造像有多尊保留了完好的装藏，有些即使没有装藏，也部分保留了曾经装藏的工艺痕迹；从装藏手法和工艺来看，它们都十分一致地表现出宣德宫廷造像装藏的鲜明特点，如底边剁口不规范、封底板上刻画的羯磨杵明显不够精致细腻等。由此我们又可进一步判定这些造像的具体时代，它们皆应归为明代宣德时期的作品。三由上可见，类似北京匡时拍卖的造像现已发现十余尊。这些造像与宫廷造像几乎完全一样，特别是铜质、镀金等工艺特征与宫廷造像不差分毫。有如此多的造像实物存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类造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们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和产地。那么，这些造像究竟铸造于何处，又来源于何地呢？史料缺乏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结合历史进行分析推测。首先，我们可以采取排除法分析。这些造像有两种来源和产地可以排除：一是西藏地区。这些造像不可能于西藏地区，因为西藏地区历史上的造像，特别是元明清三代的造像普遍用红铜而不是合金铜铸造，这是无需争辩是事实。二是内地的汉传佛教寺庙和民间。因为内地的汉传佛教寺庙和民间造像在用材和工艺上都无法同这些造像相比，虽然内地汉传佛教寺庙和民间造像也大多用合金铜铸造，但铜质普遍粗松，留有明显的气孔，显然是冶炼工序不够，渗有杂质所致；其铸造方法也比较传统和简陋，多用翻砂技法铸造，难以保证造像整体和局部的精细和规范。而这些造像铜质细密，光洁莹润，造型规整，雕刻细腻，显然其铜质经过了多次冶炼，技法上采用了先进而精密的失蜡铸造技法。同时在题材和风格上也可排除汉传佛教寺庙和民间铸造的可能，因为这些造像大多属于藏传佛教题材，如无量寿佛、莲花手菩萨等，风格上也体现出藏式造像宽肩细腰的造型特点。其中在风格上，虽然明代汉传佛教寺庙和民间佛像已普遍受到了藏传佛像艺术的影响，但大多体态过于丰臃，毫无轻盈灵动之美感；而藏传佛像讲究全身的结构和比例关系，严格遵照佛像量度要求，造型规范，尤其突出腰部的收缩，二者区别十分明显。排除了西藏地区和内地汉传佛教寺庙与民间铸造的可能，我们只能深入到明代内地的藏传佛教寻找答案。明代建立后，为了确保西部边陲安宁，对西藏地区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笼络政策，藏传佛教随之传入内地，影响遍及皇宫内外。据记载，当时在皇宫之内设有多处供奉藏传佛像的佛堂，如英华殿（8）、隆德殿（9）、大善殿和乾清宫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善殿。该殿建于明永乐年间，明人汪师韩记载曰：“明永乐中，建大善殿，以金银塑佛像百六十九座于梁上，备诸淫亵状。”（10）。它是当时宫中皇室成员奉佛的主要佛堂，也是皇帝接待藏传佛教高僧的地方，在明代史料中也频频出现它的名字。当年永乐皇帝接待大善国师室利沙和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就是在此殿。明万历时释镇澄《清凉山志》记载成祖接待室利沙曰：“永乐初，印度僧室利沙者来此土，诏入大善殿，坐论称旨，封圆觉妙应辅国光范大善国师。”（11）同书记载成祖接待释迦也失曰：“入内，预赐免拜，赐座大善殿，应对称旨，上大嘉叹。敕安能仁寺方丈，上特书慰劳，所赐甚厚。”（12）永乐和宣德皇帝都信奉藏传佛教，他们还专门选择了自己修行的本尊。据记载，永乐皇帝曾请释迦也失为他授“度母所传的长寿灌顶和大成就者底洛巴所传的胜乐长寿不死灌顶，当灌顶瓶放到皇帝头上时，瓶中甘露自瓶口溢出，长寿丸放射出光明，使皇帝极为虔信，遂奉献大量财物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13）当时大善殿内供有很多佛像，而且大多与藏传佛教有关。如清人记载：“时西内创立大善殿，番僧出入其中。金银铸像，彝鬼淫亵之状，巨细不下千百余。”（14）所谓“彝鬼淫亵之状”指的就是藏传佛教那些狰狞恐怖、奇形怪状的本尊和护法神像。遗憾的是大善殿内的这些佛像在明嘉靖时遭到一场浩劫，因为嘉靖皇帝崇奉道教，他听信道士谗言，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将大善殿及殿内佛像一并毁除，共有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重一万三千余斤（15）。所幸亦有少量留存下来，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宣武区长椿寺多宝阁内的十八罗汉铜像，原来即为大善殿内供物。毫无疑问，大善殿内的这些佛像都应出自当时的宫廷造像机构。当然，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明代有两座大善殿，一座在南京皇宫，一座在北京皇宫，永乐皇帝接待大善国师室利沙和大慈法王释迦也失都应当在南京的大善殿，而嘉靖帝撤毁的应当是北京的大善殿。其中，北京大善殿被毁后，在其基址上兴建了慈宁宫，位于今天故宫西路隆宗门西侧。在皇宫之外，明代也兴建了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其中最为著名有北京的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真觉寺（今五塔寺）、大护国保安寺，南京的大能仁寺、灵谷寺、天界寺，五台山的大显通寺，青海乐都的瞿坛寺等。这些寺庙主要用于安置前来内地朝觐而留居的藏族高僧。当时每座喇嘛庙都安置有一些著名的喇嘛居住，如真觉寺有大善国师室利沙，（16）大隆善护国寺有大智法王班丹札释，（17）大能仁寺有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8）瞿坛寺有桑儿加查实（当地人称他“三罗喇嘛”）。据记载，仅北京一地宣德时期就有喇嘛约二千人，由此可见当时内地喇嘛庙的规模和影响之大。这些寺庙都按照藏传佛教的规制建设和布置，供有大量的密宗佛像。如《蒙古佛教史》记载当时能仁寺的供奉情况曰：明成祖曾敕命释迦也失在能仁寺“建四续部坛城修供”，于是“释迦也失师徒广做密集、胜乐、大轮（即时轮）、大威德四十九尊、药师佛的修供法事”。（19）这些寺庙和供奉的佛像在明嘉靖时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薄录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元明宫廷佛像，毁括金屑一千余两；（20）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靖帝命令拆毁大慈恩寺，并毁掉寺中全部的密宗佛像。（21）这些寺庙虽然地处皇宫之外，但与宫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宫廷佛堂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与宫廷佛堂在佛教派别上相同，宗教和政治功用也完全一致：它们和宫廷佛堂都为明朝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是宗教政治的产物；它们都由皇帝敕命修建，其修建的全部人力和资金一律由朝廷负责，特别是在人力上还要动用军队，而寺庙的所有日常开销和喇嘛的俸禄也都由朝廷负担，具体由光禄司供应。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是由皇帝和朝廷一手扶植起来的寺庙，是典型的皇家寺庙。依此推之，这些寺庙供奉的佛像也皆应由朝廷负责办理，出自南京或北京的宫廷造像机构。反之，如果不是由朝廷负责办理，那我们很难想象有其他的来历，因为这些寺庙自身没有条件开展造像活动，满足寺庙供奉所需。现在保存完好的青海瞿坛寺可以作为我们这一推论的有力证据。瞿坛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境内，寺内有金刚殿、瞿坛寺殿、宏光殿、隆国殿等建筑，殿堂两侧又建有御碑亭、护法亭、壁画廊，左右设有小经堂、四座佛塔、大小钟鼓楼等，规模宏大，气势辉煌，有青海“小故宫”的美称。此寺不仅建筑具有皇家特色，而且寺内的一切供奉和陈设也都体现了皇家艺术气派，如几座主殿的壁画就明显受到了宫廷画派的影响；隆国殿内的“象背云鼓”石雕，造型硕大，气势恢弘，更是一件皇家气十足的陈设器物。（22）瞿坛寺是一座明代皇家喇嘛寺庙，应当反映了当时皇家寺庙建筑和陈设的普遍面貌。北京明代皇家寺庙大多毁弃不存，但也难得地保留了一尊体量巨大的殿堂供奉形式的宫廷风格造像—铜镀金大威德金刚像，现供于北京雍和宫密宗殿内。由于雍和宫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才正式改为喇嘛庙，寺内殿堂供奉的佛像多为一色的清代遗物，因此这尊造像的年代和风格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像表现的宫廷风格非常鲜明，其中有三方面最为突出：一是整体造型规范严谨，与清代同样题材的大威德金刚张扬的造型明显有别。二是无论躯体还是手足的表现皆饱满圆实，线条柔软优美，没有一丝匠气，完全符合明代宫廷造像的艺术气韵。三是造像的莲座、手执法器及其他配饰一如明代宫廷造像的样式，尽显明代宫廷造像的艺术风貌。此像高达三米余，以合金铜整体铸造，体量之巨大在现存明代宫廷造像中无出其右，也足证其原来供奉的功用与性质。据雍和宫管理处李立祥先生告知，此像一直藏在库房，2006年才迁至密宗殿供奉，原为何方神圣，已无从查考。但笔者以为应当与明代北京几座皇家喇嘛庙有关，属于当时皇家喇嘛庙幸存的遗物。（图14-1、图14-2、图14-3、图14-4、图14-5、图14-6）综上分析可见，匡时拍卖的这两尊造像可以无可置疑地归为明代宫廷造像。通过这两尊造像，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明代宫廷造像，或者说我们应当重新修正对明代宫廷造像的传统看法。按传统看法，明代宫廷造像必须带有刻款，像身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纪年款，否则就不是宫廷造像。现在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代宫廷造像不仅仅限于那些刻款佛像，还有一些不刻款佛像，是否刻款不能作为宫廷造像是与非的决定性标记，而只可作为判断宫廷造像不同用途的标记。这两类宫廷造像各有不同的用途，其中刻款佛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像“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款中的“施”字，即已经标明了它的用途，有布施者，就有接受布施者，体现了大明皇帝对接受布施的藏族同胞的宗教关怀；而不刻款佛像则主要满足内地皇宫内外佛堂和皇家喇嘛庙殿堂的供奉所需。匡时拍卖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铜镀金无量寿佛像，以及其他各地发现的同类风格造像正属于后者，属于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它们产自皇家造像机构，来自皇宫佛堂或皇家喇嘛庙殿堂；它们的年代皆可确定在明宣德时期。注释：（1）（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6,200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2）2007年乾坤堂《猎古研珍》。（3）2007年《拍卖年鉴》。（4）2007北京翰海春拍《经辩—佛像专场拍卖》第2359号拍品龙王菩萨。（5）2007年辽宁国际秋拍佛像专场拍卖图录第46号拍品无量寿佛。（6）（22）青海省文化厅主编：《瞿昙寺》，2000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技出版社。（7）黄春和：《藏传佛像艺术鉴赏》，2004年华文出版社。（8）英华殿，在皇宫西北隅，原名隆禧殿，《日下旧闻考》卷34《宫室•明二》转引刘若愚《芜史》所载“隆德殿西北曰英华殿，以供西番佛像”。（9）隆德殿，在英华殿东南，《日下旧闻考》卷34《宫室•明二》转引《崇祯遗录》载曰：“乾清宫、隆德殿所供神佛像尽移于朝天宫、大隆善寺。”（10）（明）汪师韩：《谈书录•释道方术》（11）（12）（16）（清）释镇澄：《清凉山志》卷3。（13）（19）固始噶举巴•洛桑泽培：《蒙古佛教史》。（14）（清）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11《武宗毅皇帝》（15）《明世宗实录》卷187、《明史纪事本末》卷52《世宗崇道教》。（17）《明代宗实录》卷222。（18）《明宣宗实录》卷111。（20）《明史纪事本末》卷52《世宗崇道教》。（21）《明武宗实录》卷272、《明会典》卷104、《国朝典汇》卷134。

天工开物——瓷玉工艺品精品夜场

2016-06-07 19:30

北京匡时2016十周年春季拍卖会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