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来：齐白石心理十二探——齐白石中期幸福感的由来
齐白石作品
齐白石早年活动的范围基本就在家乡杏子坞方圆百里左右，直到三十五岁以后他才经朋友介绍来到湘潭县城。但就是这次进城，使他得以认识了两个对他事业发展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郭葆生，一个是夏午诒。我们通过上一节谈齐白石早年生活，已经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文化是掌握在士绅手里的。齐白石早年正是因为接触到乡村士绅阶层人物，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才增长了学识才干。在齐白石三十五岁以后由乡村进入城市发展，他命里注定般的又遇到了一系列佐助他的人，其中郭葆生、夏午诒就是助他发轫的两位。郭葆生的父亲是位有了作道台资格等待机会任命的准官员，夏午诒是清末曾任江西巡撫夏竹軒的兒子，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这么说吧，古今一个道理，任你有天大本领，缺少了有社会地位人的帮助则一切成空。而这两位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过人家要提携你，你也必须有被提携的因素。齐白石在这时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书画上、作诗上、治印上已经有了值得提携推荐的水准。
齐白石在家乡时曾参加了诗社，在诗社里他认识了一个叫张仲飏的诗友，这位张仲飏曾是个铁匠，但凭着自学，经学根基很不错，诗也作的不错，凭了这些成就，他拜了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绮为师。王闿运是晚清举人，经学家、文学家，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王湘绮在湖南当地名气很大，许多人都想拜在他的名下。在齐白石三十七岁那年，张仲飏拿了齐白石的字、画、诗、印章去让王湘绮评阅。结果得到了王湘绮极高的评价，说齐白石是第二个“寄禅黄先生”。寄禅是宋朝黄庭坚的后裔，出家后号寄禅，在当地很有才名。张仲飏见王湘绮如此评价齐白石，便劝齐白石拜在王湘绮门下。须知，在社会上许多人都是愿意攀龙附凤，因为人们知道苍蝇附着在骐骥尾巴上，就可跟着成为千里蝇！但齐白石不愿意，他希望凭真本领，故此不愿意被别人说自己有附骥之心。但王湘绮却看好齐白石，见齐白石不主动拜自己为师，便以为齐白石或许脾气不同一般。张仲飏便将王湘绮这番意思告诉给了齐白石：“王老师这样地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于是齐白石便拜在了王湘绮门下，成为了王湘绮的正式弟子。请注意，俗话云，“人的名，树的影”。又云“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说当你有了一定本领后，如果得到一个美好光环的笼罩，得到社会的认知便顺理成章了。齐白石的成功就与这一步有很大关系。当然，一切条件都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倘若齐白石只有这个条件而缺少了个人才气，那无疑也是无用的。但是恰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条件就成了他成名路上的阶梯，而缺少了张仲飏这个为他引荐、提醒、督促的好人，我们真不知齐白石缺了这阶梯将意味着什么。
好了，我们上面提到了，张仲飏、郭葆生、夏午诒、王湘绮四个人物，其中张仲飏对齐白石的关爱已经体现出了，其他三个人物就是下文给与齐白石继续提供关爱的人。
转过一年，齐白石三十九岁这年，有人介绍他去湘潭县城内内阁中书李家画像。在地方上，朝廷的官员那是很牛气的。这位李镇藩中书平时对人十分傲慢，但见了齐白石却十分恭敬！原来，王湘绮的内弟蔡枚功也是内阁中书，他知道齐白石是王湘绮的弟子并知道王湘绮对齐白石的评价。于是他对李镇藩说：“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这里蔡枚功将王湘绮比成孔子，把齐白石比成孔子的高徒颜回！在那个时代颜回是圣贤，是读书人追攀向往的境界，能够得到别人如此高的评价，并因此而受到别人的尊重，那心情该当如何？说幸福是否低估了？
在齐白石四十岁这年秋天，在夏午诒从翰林改官陕西。夏午诒是1898年清廷的榜眼，诗词、文章、行楷极佳，尤以词名世。他的夫人姚无双想学画画，于是夏午诒打算请齐白石教自己的夫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一是夏午诒和齐白石已经相识了三四年了，二是齐白石人品好。夏午诒知道齐白石是以画画为生，因此特地把旅费和学费寄给齐白石。此时郭葆生、张仲飏也在陕西。郭葆生怕齐白石不去，特地给齐白石写了一封信，从绘画的角度劝说齐白石去的理由。为了说明郭葆生对齐白石的作用和齐白石有这样的至交，请看原信中精髓部分：
“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摹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兄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辅以颖敏之天资，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眇自封者，诚不可以道理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尚望早日命驾，勿劳踌躇！”单看此信似乎就是一篇艺术论述小文。它直接打动齐白石为艺术离家远游的决心。在齐白石开始“行万里路”为艺术出家远游上，郭葆生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敦促作用。齐白石曾特别记述了这次去西安路途的艺术行为和感受以及对自己绘画艺术提升的积极意义：“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我们对照郭葆生的信，就不难肯定郭葆生在齐白石艺术生涯中的积极作用。而齐白石对自己能有这样的朋友内心一定会充满欣慰的吧。
齐白石来到西安后，经夏午诒的介绍认识了名士诗人樊樊山，当时樊樊山是陕西布政使，以齐白石当时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和樊樊山拉上关系。齐白石第一次去见樊樊山就因为没给门卫“小费”而得不到通报，还是由夏午诒跟樊樊山先说好后，齐白石才见到樊樊山。当然齐白石也很会办事，他预先给樊樊山刻了几方印章。但是樊樊山因为有夏午诒的关系，不但给了齐白石印章润资，同时还给齐白石写了刻印的润例。润格写道：“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得一位省布政使且是名士诗人写的润格，那可不是一般的待遇！他是不轻易给别人写润格的。因为给你写润格就是说他给你的作品确定了品位，肯定了你的艺术价值，同时将自己的名气送与你运用，帮你提高了社会知名度，送给了你一笔无形的资产。请看齐白石得到樊樊山潤例后的社会影响。
在西安的湖南朋友看到齐白石得到布政使给齐白石写润格，都认为这是齐白石得到了布政使的认可，就此就可以得以进入官场。当时张仲飏就劝齐白石抓住这个机会去求樊樊山。其实都没有用齐白石自己去抓，樊樊山因为见到齐白石的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于是打算引荐齐白石去作慈禧的御用代笔画家。这就是因为齐白石认识了夏午诒、郭葆生的结果，才使他得到樊樊山的帮助。在樊樊山这里 齐白石得到了几个好处：润格、推荐作慈禧御用代笔画家（注意，这代笔是六、七品官职。县令才是九品）、樊樊山后来还为齐白石选定诗稿。我们可以看到，固然齐白石刻印作诗很好，但少了樊樊山的推荐力量很可能会被埋没。
齐白石没有答应作慈禧的御用代笔画家，但樊樊山给他写的润例却派到了很大的用场。齐白石一生中有过“五出五归”远游，樊樊山给他写润例发生在第一次中。在齐白石第二次远游到了桂林时，这个潤例起到了很大作用。齐白石后来说：“我在桂林买画刻印为生，樊樊山在西安给我定的刻印润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润格挂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这是润格给齐白石带来的第一次好处。
齐白石从樊樊山这里更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齐白石的诗写得好，不过在复古风气严重的王湘绮眼中，只被认为是：“呆霸王薛蟠的一体。”，就是说没有品位。但在真正的诗家樊樊山眼中，齐白石的诗却被认为极佳。这个肯定对齐白石的艺术品格的认定来说极其重要。齐白石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作了一篇序文给我，……樊山这样的恭维我，我真是受宠若惊。他并劝我把诗稿付印。”
我们上面说过，齐白石曾拜在王湘绮门下是1899年的事，得樊樊山润格的事是1902年的事。到了1921年，齐白石在北京落户后，在陈师曾的启发下齐白石在画风上开始学习吴昌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时候齐白石需要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最好的认可就是得到吴昌硕的肯定。在齐白石交往的人中有个第一届国会议员胡鄂公的，胡鄂公很赏识齐白石的画，齐白石便托请胡鄂公求吴昌硕给自己写一个润格。此时的齐白石尚未大红大紫。是年上半年，得到了吴昌硕的润格。我们看润格有关内容：
“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囊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为特重订如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前言中特别提到了王湘绮和樊樊山。我们不能单纯认为吴昌硕是帮助齐白石提高身价才提到王湘绮和樊樊山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胡鄂公将齐白石的情况告知，或曰当吴昌硕从齐白石提供的材料中得知齐白石是王湘绮和樊樊山推崇的人后的心理状态。可以这么说，正因为齐白石拜了名师王湘绮，继而又得到樊樊山的润格，在两位一流声誉光环照耀下，才为他得到吴昌硕的认同提供了可能。这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轻视胡鄂公的作用。
以上行文我们谈的是齐白石在没有变法之前在交际上得到的友朋相助，当然，我们粗线条的主要讲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朋友对他在事业上的帮助。其它方面我们没有涉及，因此难免挂一漏万。但却无妨我们了解中期时期齐白石的幸福感。
齐白石没在北京定居前有过“五出五归”，那是发生在1902——1909年。就在1900年，五出五归前不久，齐白石经过多年卖画，尤其是在1900年他在湘潭为一位盐商画了一幅大青绿“南岳图”，他不但得到了不菲的价格而且名声大噪。为此齐白石典住了梅公祠堂的房屋，并在此盖了借山吟馆，种了芭蕉，在祠堂外水堂内种了莲花。此后一年多在这里读书学诗，作了几百首诗。此时他的幸福感当是很强的了。
齐白石第一次出，是到西安应夏午诒之约，夏午诒是在陕西任上；第二次是应老师王湘绮之约同游南昌；第三次是应翰林出身现行广西提学使汪颂年之约游桂林，实际还去了广州、钦州，为钦州、廉州兵备道郭葆生当代笔画家。第三次归来后梅公祠房屋典期将满，于是他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冲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之后将房屋翻盖，取名“寄萍堂”，堂内造一室名八砚楼。此时又添了个孙子，可谓人才兴旺，“我的心境，确比前几年舒展得多了”。第四次依然是来到钦州，同时去了越南；第五次是应在广东提学使衙门任职的罗醒吾之约到了广州，刻字外尚借买画名义为同盟会传递过材料。
“五出”基本都是应人之约，且都受到朋友的照应。当然齐白石的眼界和艺术能力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提升。归来后“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余暇时候，在山坳屋角之间和房外菜圃的四边，种了各种果树，又在附近池塘之内养了些鱼虾。当我植树莳花挑菜掘笋和养鱼之时，儿孙辈都随我一起操作，倒也心旷神怡。”朋友们都说，齐白石出游回来后“画的境界比以前拓展多了。”我们从这些材料中可以体会到无论出游期间还是回来之后这段日子，大概近十年间，齐白石的生活和艺术都是循序渐进的，他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是幸福感挺不错的。他这时期的作品个人的风格在逐渐形成，尤其是山水、人物作品及篆刻、诗，个人特色已经基本建立了。
在齐白石五出五归后的1910年到1917这几年中，他的足迹基本在湘潭一代，最多去过长沙。1910年，齐白石旧时的朋友黎薇荪在长沙任湖南高等学堂（岳麓书院内）监督，张仲颺任教务长，所以齐白石来到这里“同薇荪、仲颺、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非常欢畅。”再有，几年前齐白石曾给作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的谭钟麟的儿子刻过印，结果其子听了人言说不好，磨去另刻了，现在懂了，便请齐白石去补刻；再有，王湘绮请齐白石刻了几方印章。于是长沙城顿时哄传起来，求齐白石刻印的人接连不断。可见当时齐白石的大名已经不小了。转过年来，1911年清明前后王湘绮来信云：“借瞿协（瞿子玖当过清廷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王湘绮当时是借用瞿子玖家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齐白石被邀参加了这次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到了五十一岁，在当地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他的内心已经感到了满足。当时他也没有更高的志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希望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为此他对自己的住处进行了布置：“凿竹成笕，引导山泉从后院进来，客到烧茶，不必往外挑水，很为方便。寄萍堂内的一切陈设，连我作画刻印的几案，都由我自出新裁，加工制成。一大半还是我自己动手做的，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当时齐白石孙子已经七岁了，在那个年代，他不折不扣的就是个老人了，他的这些想法非常实际，平安的、在自己经营的安乐窝中不贫不富的度过晚年，他认为应当并不是梦想。所以面对自己经营的生活状况，他的内心充满了满足。
以上我们分析了齐白石中期的交友状态，齐白石以自己的老成持重和才气得到了众朋友老师的关爱。安于平淡没有奢求，自重重友，他始终秉持着凭一双手吃饭的原则，他的内心不激不厉，充满满足感，可以说幸福感是很强的。
（作者：刘玉来，北京艺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