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 王守仁 复罗整庵太宰书

王守仁

2319

本幅25.5×294cm；题跋25.5×45cm

6000000 - 6800000

30475000

出版：《中日阳明学者墨迹》P38，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著录：《阳明佚文辑考编年》P640-6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泰和舟次守仁再顿首。六月廿日余。

伯安（2次） 鉴藏印：道心渊静、养正书屋、姜氏宗孝、沈景初印、慎静斋（3次）、慎静斋鉴藏玺、道光之宝、王问之印、赵忆孙过眼、先庚字上辛、孙氏□融 题本幅：子孙宝之。诸允修印

备注：1.罗钦顺上款。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苏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授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后被当权宦官刘瑾夺职为民。瑾诛复官，累迁南吏部右侍郎。世宗朝，耻与当朝新贵为伍，辞官里居二十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着《困知记》，辨析精审，学者称整庵先生。2.诸允修题本幅。诸允修（明），字以安、安所，余姚人，徙仁和，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曾任襄城知县，为工部主事，督理通惠河，保卫居民数万户。3.成亲王、赵怀玉、马广芬题跋。4.王问、沈景初、英和等旧藏。王问（1497-1576），字子裕，江苏无锡人。嘉靖十七年进士。点染山水人物花鸟皆精妙。以学行称，学者称仲山先生。沈景初（明），字日倪，明万历三十四年应天榜举人，四十一年进士，吏部文选司郎中，官吏部员外郎。撰有茁兰堂集十卷，另有沈庄敏公年谱一卷。索绰络·英和（1771－1840），初名石桐，字树琴，一字定圃，号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清朝重臣、书法家。礼部尚书德保之子。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王守仁 复罗整庵太宰书WANG SHOUREN CALLAGRAPHY IN RUNNINGH SCRIPT行书《复罗整庵太宰书》是王阳明作于四十九岁时的一封传世信札，为答复友人罗钦顺关于《大学》一书的问难而作，内容涉及阳明心学中的许多重要命题。以笔者之凡庸，实难把握阳明思想之深邃精妙，要对此信札作全面的解读，也深感力不从心。今只得将关于此信现有之资料，略为董理，以飨读者。并将信札内容及阳明书学特色略作阐发，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复罗整庵太宰书》全文著 录于束景南先生所编著的《阳明佚文辑考》（下），文末并附束景南先生所作考订，简明切要，今全文抄录于下：书真迹见《一九九五—二〇〇二书画拍卖集成•明清书法》，《中国古代书法价值汇考》。按《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有《答罗整庵少宰书》，即此书，但缺开首与结尾多句，致不知此书具体所作时间，题作“少宰”亦未当。今贵州省博物馆藏有阳明此书石刻拓本，字迹与此真迹同，为今人多所引用，但此拓本署作“三月四日六和舟次，侍生王守仁顿首，太宰整庵罗老先生大人执事”，今人遂皆以为此书作于三月四日，实误甚。按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正德十五年六月，如赣。十四日，从章口入玉笥大秀宫。十五日，宿云储。十八日，至吉安，游青原山，和黄山谷诗，遂书碑。行至泰和，少宰罗钦顺以书问学。先生答曰……”是阳明六月由南昌往赣，十八日至吉安，则二十日前后至泰和，与此书真迹所题“六月廿日”相合。《王阳明全集》卷二十有《青原山次黄山谷韵》，中云“夏木深层隈”，显也作在夏间，断非春三月作。罗钦顺《与王阳明书》亦明注作“庚辰夏”。三月阳明尚在南昌请宽租，决无往赣州经泰和之事。六合在杭州，其时何来阳明三月杭州舟次之事？其署之谬自不待言。计文渊论及此书石刻拓本云：“此书原迹旧为桂林陈氏收藏，后归贺县林氏。道光间，云贵总督贺长龄请人刻石，原迹交山僧珍藏。继刻石毁，原迹亦不可复见。光绪五年十二月，由贵州书画家袁恩韠按原拓请文忠彦重镌，立于贵州阳明祠。重镌碑刻后又毁，今仅存拓本而已。”可见阳明此书乃多经石刻，必是原刻石（或原拓本）后漫漶毁损，结尾署句残泐不复可识，后人遂臆将“六月”之六与“泰和”之和拼凑为“六和”；又将开首“侍生王守仁顿首复太宰整庵罗老先生大人执事”截取放到书末，凑成此不伦不类之署句。今幸阳明此书真迹复出，得以澄清此误案也。由束先生的考证我们知道，此信在阳明心学思想结晶《传习录》中已经收入，可见并非一般的“闲言语”，而是一篇阐释王阳明思想、心路的重要文献。而此真迹的传世，正可弥补历来刻石流传之谬误。由于阳明此书为传世不多的阳明论道文字，于解读王阳明学术思想关系匪浅，故全文录出如下：侍生王守仁顿首启复太宰整庵罗老先生大人执事：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有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恻然惟恐不及就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者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以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矣乎！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刀，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和；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以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沈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起于此，不可不辨。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知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于己，乃益已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执事所以教反覆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呼！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之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冬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泰和舟次，王守仁顿首。六月廿日。余。在《传习录》一书中，这封信开首与结尾多句缺失，全文被分为六个段落，按全书次序依次为第172至177则。第172则无原信之首句，至“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为止。《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一书录吉村秋阳评语，云：后人议王子者，皆不出此数言，而王子既已言之。盖阳明之前，朱子“格物致知”之学为儒林普遍接受的理论，影响所及，上至朝廷，下至寻常妇孺百姓。阳明心学一出，不啻石破天惊，同时学者怀疑质疑甚至诽谤抨击的不在少数。后人议论心学过失，多言其偏重内心体悟而不重讲学求知。阳明此段便针对此种议论而发，大意为孔门之学，不重口耳测度，而重身心体察，“体道”“见道”并无先后之分，“体道”和“讲学”也本来就是一件事，所以本就不存在厚此薄彼的状态。第173则，自“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至“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矣乎”为止。这一段涉及到《大学》一书的版本问题，《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朱熹又认为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编排了一番，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而王阳明则认为朱熹以己意篡改了《大学》，失去了此书的本意，认为“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所以提倡恢复古本。其实版本之争的背后仍是学术的争鸣，这一点，阳明在此信中也已阐发。且大胆的提到：“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一观点将“心”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一步打破对于孔子、朱熹的偶像崇拜。第174则，自“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至“不可以不察也”为止。这一段中，王阳明阐释了心学为“精一之学”的本意，即“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格物、正心、修身诸种功夫，并无内外之分，学者随时省察，无论作什么，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因为“理”是一贯的。《明儒学案》中刘宗周评此段云：整庵又有答先生书云，前三物为物三，后三物为物一，为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殽而为两，散而为万。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珑。第175则，自“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至“不可不辨”为止。这一段中，王阳明语气严厉的提到，将“格物”之说理解偏颇，便是孔门罪人，而自己倡导的“格物”之说，不仅包括了“朱子九条”（即朱熹在《大学或问》一书中提到的九种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微有差异，正是这一点差异，便有“千里之缪”。“心学”和“理学”分庭抗礼，正由此起。第176则，自“孟子辟杨、墨”至“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这一段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王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的是非问题。王阳明依据心学理论，将朱子一些具有心学倾向的言辞汇编成书，将朱子塑造成一个到了晚年颇具“心学”色彩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批评其：“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王门后学也多有不同意见，孙锵便曾说过，“王学独有千秋”，此书之出，适足以予人口实。而此书对于传播“王学”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颇有一些“借古改制”的意思。王阳明在此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苦衷，言明他并非不知有些言论不是朱子晚年所说，只是“不得已”而“委曲调停”。其“不得已”的地方，在于当时之世，人人尊崇朱熹理学，若不自内部攻破，则不能有效传播阳明心学。在此阳明感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内心对于真理的自信和善于借势的处事作风由此概见。第177则，自“执事所以教反覆数百言”至“千万终教”为止，缺原信结尾数句。此段是作总结，说明自己之前阐述的即阳明所理解的“格物”理论，其实“格物”这一概念的发扬，赖于朱熹的大力提倡，王学和朱学，自有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黄宗羲曾说，自阳明之前，明代知识界的气氛相当沉闷，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学者不能有丝毫非议，陈陈相因，脱离现实。而“自姚江（王阳明）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王学中人看来，王阳明的思想是极具革命性的，他开启了后人获得生命彻悟的大门，因此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生了及其持续而广泛的影响。王阳明写这通信札时，距离其“龙场悟道”的大彻大悟过了十二年，而且也已经平定了宁王朱宸濠“江西之乱”，事功卓著，正是其思想、阅历最为圆熟的时期。这通信涉及到王学诸多课题，而且洋洋洒洒，反复申明，其重要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王阳明自述其学书经历，说：“吾始学书， 对模古帖， 止得字形。 后举笔不轻落纸， 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可知书学一事，同样作为阳明实践其心学理论的一途。今观其书法，精整飞动，光明俊伟，如其为人。对比其他传世手札，从用笔和结体上皆有其一致性。此信原为四纸，后接裱为手卷，卷末有赵怀玉、成亲王等人题跋，并有诸多名家藏印，流传有序，实足宝贵。

畅怀——古代书法夜场

2016-06-07 20:00

北京匡时2016十周年春季拍卖会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